篇2

“慢性疾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世界银行最近在北京的《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报告显示，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占我国死亡人数的比例＞80%，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68.6%。

报告显示，在未来20年里，40岁以上人群中，慢病患者人数将增长2~3倍，慢病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未来10年，糖尿病患者将成为上述4种疾病中患者人数最多的群体，而肺癌患者将增加5倍。此外，约有一半慢病负担发生在＜65岁人群。

无独有偶，8月12日，在中国心脏大会上公布的2010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指出，目前估计我国包括冠心病、脑卒中、心力衰竭和高血压在内的心血管病患者已达2.3亿。每年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病。而且，我国城乡居民的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率仍呈增长趋势。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指出，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群的流行病学模式转换已经完成，从传染病和母婴疾病为主转换成慢性病和伤害为主。1973~1975年间，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所有死亡的58.2%，1991年上升至73.8%，到2000年则达到82.9%，导致近70%的伤残调整生命年的损失。

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介绍道，目前我国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流行，表现在体力活动明显不足，健康膳食问题明显，烟草防控的形势依然严峻等因素，使居民糖尿病、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均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则推高了我国心脑血管病的患病率，医疗费用急剧升高。

对此，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其实，慢病给国家和个人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可以避免的。如2010~2040年间，如果每年能将心血管类疾病死亡率降低1%，其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2010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68%，或多达10.7万亿美元。近几十年来，中国在传染病控制方面成绩斐然，这也为尽早及时地着手应对慢病营造机遇。同时世界银行也警告到，若不迅速采取行动，将导致医疗费用上升、经济发展减速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原因】

社会因素导致慢病成为“传染病”

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指出的，慢病是“社会传染病”，应高度重视导致慢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无论是癌症、糖尿病，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的致病因素，都离不开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吸烟等危险因素。

最新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0》指出，生活方式危险因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流行是导致慢病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

体力活动明显不足。2006年我国九省进行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发现，18~55岁的居民体力活动中，男性总体力活动量在10年间减少了27.8%，女性减少了36.9%。而且，体力活动与肥胖有明确的关系，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也随着体力活动的减少而升高。

健康膳食问题明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变革，近30年来，我国居民整体膳食有了明显改善。但某些合理的食物摄入量在减少，原有一些不合理的膳食特点依然存在。其中包括：食盐的摄入量超过了指南推荐标准；水果蔬菜的摄入量较低；谷类食物摄入明显下降，脂肪摄入量明显增加。

烟草防控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总计烟民3.5亿，被动吸烟5.4亿。男性吸烟率正处于平台期，年轻女性略增加。另外，男性医生和教师的高吸烟率令人担忧；我国目前还存在吸烟低龄化的倾向；15岁以上非吸烟人群的被动吸烟率高达72.4%；吸烟导致的总经济损失近3000亿人民币，占GDP的1.5%。

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据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陈伟伟教授分析，由于期望寿命的增长，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伴随而来的是，与老年人有关疾病的死亡率上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引发出生率的下降，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老龄化又使我国居民的糖尿病、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均呈上升趋势。而针对高血压患病率的增加，刘力生指出，中国虽然面临高血压防控工作的繁重任务，但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尤其没有必要面对患病人数的增加而忧心忡忡。高血压患病率的增加实际上是高血压防控见效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血压防控预防心血管病死亡减少的结果。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高血压防控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全社会对癌症预防的关注不够

而在癌症方面，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目前呈持续上升的态势。据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管忠震教授介绍，近期，《CA：临床医师癌症杂志》公布了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为1 270万，癌症致死例数为760万。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由于生育习惯改变、体力活动减少、肥胖及早诊意识不足等因素，乳腺癌发病率仍在上升；由于控烟不利，中国的肺癌发病率仍在升高；全球肝癌新发病例数为74.83万，其中一半发生在中国。

南京鼓楼医院肿瘤科主任刘宝瑞教授认为，目前，对肿瘤发生原因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虽然对其认识还不够全面，但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多基因疾病。

他表示，肿瘤的发病率上升有内因和外因组成。外因是国家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经济上很大的成就，但付出了非常明显的环境为代价，如饮水、空气的恶化，在很多疾病方面都有所体现。内因就是肿瘤是一个多基因发生的疾病。

管忠震指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地区的医学界也已意识到肿瘤医疗费用的迅猛提升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并通过有效干预或改变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和活动习惯，控制体重，减少烟酒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采取必要的癌症筛查或疫苗接种，确实可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今年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强调预防癌症的重要性，提醒如能及早发现和充分治疗，有1/3的癌症完全可以治愈，并警告说，如不进行干预，全球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将继续显著增加。人类目前已经掌握关于癌症病因及预防干预措施的大量知识。研究显示，不使用烟草、健康饮食、锻炼身体和避免可造成癌症的感染等措施，可以预防40％的癌症。管忠震说，“我国每年癌症发病例数有200万人左右。如果能切实加强防癌工作，即便降低5%的发病率，也有可能挽救10万人的生命，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然而，管忠震认为，回顾过去，不论是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专业学会或我们的癌症专业人员，对癌症预防方面的关注和实际落实的工作都仍然十分不足。“强化预防理念不仅是肿瘤科医生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立足社区，使肿瘤防治工作前移。”

【观点】

医务人员决不能在这个紧要关头退缩，应该根据我国慢病患者的患病情况，尽快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决不能像非洲那样，本国的技术不行，就求救他国，然后由他们的人员帮助管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慢病管理还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决不能让他国越俎代庖，我们应该建立适合中国人的慢病管理体系，将慢病患者系统地管理起来，尽快攻克慢病的蔓延，决不能等到“谈慢色变”的来临。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 刘力生

在中国，患者到了康复期往往在家中进行康复治疗，而现状，给以家庭为基础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阶段，不断增加的老龄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妇女承担外出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大规模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造成的年轻人流入城市而老年人留守农村地区等，这些因素严重地冲击着以家庭为基础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护理系统，使这个系统变得更加脆弱。

――中国高血压联盟执行主席 吴兆苏

【对策一】

延缓发生高危行为年龄

近年来，多组流行病学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病发病人群年龄呈现前移趋势，已由10年前的62岁移至45岁，这也是造成我国慢性病患者近年来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居民心血管死亡率在20多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增加（见图2）。刘力生指出，“人口老龄化固然不可避免地导致老年人群中常见慢性病比例增加，但卒中、冠心病、糖尿病、肺癌、肝癌和乳腺癌标化死亡率的升高表明，行为危险因素的上升（高盐饮食、脂肪摄入增加、谷类摄入减少和身体活动减少）更是导致这些疾病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人群中这些高危行为的比例，延缓开始发生这些高危行为的年龄，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就拿中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刘宝瑞表示，医生即便为其选用最前沿的诊疗方案，也仅仅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寿命。但如果医生主动做到早防控、早发现、早治疗，就会大大降低肿瘤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也许多数医生认为，预防肿瘤最好的方式是保护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医生个人能做的不多。但在国家经济政策问题很难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医生只要做好健康查体和肿瘤科普知识宣传，就能帮助患者延缓发生肿瘤恶化的高危行为年龄。”刘宝瑞说。

而对于慢性病的另一杀手――心血管疾病，陈伟伟表示，有效的防控更是可以有效延缓患者发生高危行为的年龄，医生只要能将管理人群的血压控制达标，几年内就可以将卒中、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一半，而高血压的控制方式非常简单而有效。例如，对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医生可以推测其患高血压的风险指数，并提前进行危险因素干预，就可以有效延缓发生高血压的年龄或使其终身不患高血压。

【对策二】

用政策推促医生转变传统的诊疗理念

“以往多数心血管医生的诊疗理念都是以治病为主，很少涉及防病的理念。但这个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医生，毕竟我国多数患者的就诊习惯是不生病不找医生，这便使得多数来心内科就诊的患者已经达到需要行PCI治疗或者外科手术治疗的程度，错过了最佳防治阶段。”吴兆苏告诉记者。

吴兆苏对我国慢病过快增加的态势非常担忧。他说，“分析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研数据非常可怕，慢病的发展态势已经临近井喷，如果我们不挤出时间将没有恶化到需要行PCI治疗或者是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提早管理起来，那么，以后来就诊的患者会越来越多。”

如果诊疗模式和就诊模式不改变，5年后我国慢病患者的增幅将难以想象。刘力生说，“为了避免这种恶果出现，我们要将临床医生治疗为主的理念转变为防治结合，将坐等患者的理念转变为主动服务。”

“可能多数临床医生会说，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我们都看不过来，更别说主动去寻找慢病患者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王文教授认为，不可否认开展临床诊疗是大医院医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并且这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提升的机会。但随着慢病预防观念的不断加强，很多医师现在都认识到了预防的重要性，很多知名专家都开始热衷于慢病预防工作，从控制高血压入手到控制慢性病，从导管室走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尽管现阶段，这部分医师还是少数。

王文进一步指出，虽然政府已经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纳入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范畴，并提高了公共卫生经费补贴，但现在多数医务人员对慢病患者的管理仍然缺乏积极性。例如，医务人员参与了慢性病预防工作，如何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再如，如何动员更多专家投入到预防工作中？都需要更多激励政策作为保障。

【对策三】

初级卫生服务是慢病防治的主战场

2003年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卒中和癌症住院患者的人均年住院费用是 4 000 ~10 000元人民币。比较而言，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平均为9 422元人民币，农村为2 936元人民币。据此推断，患普通慢性病的年住院费用将花费城市居民年收入的一半，花费农村居民年收入的3倍。

吴兆苏指出，当前针对慢性病的卫生服务需求往往导致三级医院高端设备的大量使用，而这些设备又都是高成本运作。从兼顾公众需求和健康公平性的角度，建立卫生服务风险共担资金，以减轻群众掏钱治疗慢性病所带来的负担，应作为改革的优先重点。吴兆苏建议，应该密切地整合一、二和三级卫生服务机构资源并放到优先地位，以使卫生服务系统对慢性病的治疗达到最佳成本-效益水平。卫生服务改革中切忌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的不合理，即绕过初级卫生服务而追求昂贵的高端服务。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同样表示，当前应对心血管病流行的最佳措施是预防，并且把心血管防治的主战场移到社区，进行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综合干预措施，才能有效防控心血管病。

他指出，近年来，我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培养较多高素质的医疗人才，但他们更热衷于驻守在大医院，防控工作是杯水车薪。所以需要从几方面下功夫：①从政府到社区自上而下就如何应对慢病发展的趋势等问题达成共识；②中国医疗资源水平参差不齐，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较低，因此大医院要承担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任务，而不只是坐在手术室；③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防控工作的指导力度，斟酌当前的诊疗方案是否适合我国人群，形成适合基层医师运用的科学、合理防控慢病的指南和共识。

慢病预防：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不仅仅是中国，慢病的快速蔓延已经受到WHO的高度重视。2010年WHO报告的主题就是慢病防控，而我国慢病的蔓延态势更加肆虐。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孔灵芝说，“为了切实开展慢性病预防工作，首先应加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建设。疾病预防系统的机构改革，需要调整现有布局，以便有效控制传染病和导致高死亡的慢性病。其次，慢性病患者到医疗机构得到有效治疗，是有效防治慢性病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医疗机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高危险因素的患者。因此，长期、有效的慢性病预防工作还需要更为广泛的多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是降低慢性病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同时降低慢性病也是减少贫困，减少社会不公平和健康不公平的一项关键策略。”陈伟伟表示，社会参与需要动员各个相关的网络组织和部门，例如与交通部门合作，解决因不断增加的机动车使用所带来的自行车行驶和步行者不安全的环境问题；与教育部门合作，在学校课程中增加综合的健康教育和促进内容；与财政部门合作，增加烟草税；出台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各项规章制度；修建公园、绿地、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加强城市建设。

“慢性病控制中，对主要危险因素的控制应放在首要位置。针对危险因素的控制策略，应在家庭和社区层面，采用综合策略控制危险因素，以解决社会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卫生部不仅从生物医学的角度，还必须在更广泛的领域发展干预的技能和能力。”刘力生举例说，对高血压和烟草的控制应作为行为健康的优先重点目标；减少食盐摄入应发展为一项全国性运动，包括低盐膳食的烹调指导和在营养标签中标示盐的含量；针对高血压控制，首先需要成年人了解自己的血压，因此应扩大血压测量的场所，除了所有的卫生服务机构开展血压的测量外，还可在购物、休闲等其他场所开展血压测量。

《健康促进渥太华》已经指出，健康促进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这是政府的职责。例如，中国已经加入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要有效执行，需要发展国家相关的公共政策或修订已有的国内政策，包括增加烟草税和烟草价格、保护非吸烟者免遭二手烟的危害、禁止烟草制品广告、规定烟草制品成分、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印制有效的健康警语等。

“预防为主在中国是最佳、最重要、最合适的方针和策略，行为危险因素的适度降低就能带来实质性的健康效益。”孔灵芝说，“如果要逆转由慢性病引起的不断上升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各种危险因素的预防策略（如降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控制盐和脂肪的摄入、促进身体活动水平）应作为优先领域。所有这些策略需要得到国家公共政策的支持，并且与其他部门的政策结合，如就业、收入保障、社会福利、住房、教育，以及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等，以保证这些策略有效执行。”

来源：360文库